谁是史上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始作俑者？

说起谁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始作俑者，那应该先说说什么是《论语》。其实，《论语》看起来很复杂，讲起来却很简单。《论语》，就是孔子言论的汇编，儒家最重要的经典。那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又是怎么来的呢？半部《论语》真的能够治天下吗？

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披露这句话的是南宋文人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卷七中说：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赵普，字则平，原籍幽州蓟县，父赵迥，避后唐赵德钧兵戈乱，迁居洛阳。赵普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智谋过人，曾帮助北宋开国两世皇帝治国平天下。后来宋太宗赵光义问他的那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从哪儿来的？他说：我以半部《论语》帮助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以半部《论语》帮助太宗您治天下，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由此可见，这个北宋初年的两朝宰相赵普无疑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始作俑者。

说起赵普帮赵匡胤定天下的时候，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这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既名贵，又稀罕，打起人来很顺手。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当时，君臣几个人谈起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赵普就在一旁列举了开国以来出现的不少好事，然后归功于赵匡胤改的这个年号。谁知，旁边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极有学问，平时不大说话，但此时却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可惜，乾德是前蜀用过的年号。”赵匡胤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去查核。结果真是前蜀的年号，而且是亡国的年号。这一下赵匡胤的羞惭恼怒可想而知。想起赵普身为当朝宰相，却不读书不看报，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之极。赵匡胤越想越生气，便大骂赵普说：“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

从此，身为大宋宰相的赵普受此奇耻大辱，开始发愤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人们只是看到他每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等到赵普死后，人们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从此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遍天下了。

其实，这不过是传说中的故事，事实上赵普不仅胸怀韬略，智谋过人，而且也确实拥有帮助宋太祖定天下、宋太宗治天下的功绩。不然，怎么成为两朝宰相呢？1962年，著名史学家邓拓曾以此写过一篇文章，把“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一个读书少而精的例子加以推崇，此文后来收入《燕山夜话》。然而从实际考察的情况看来，赵普读的不仅仅是半部《论语》。开了他胸襟和眼界，帮了他忙的，还有许多的书，是这些博览过的群书，成就了他的功业。当然，《论语》应该是他最熟悉必读书。

赵普并不是常出现在前台，而只是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然而，他所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却一直影响着大宋王朝三百年的历史进程，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赵普一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斐然，但其主要的成就有三项：

首先，赵普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连环大戏的主要导演。

后周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周世宗去世，由遗孀佐幼主柴宗训即位。时赵匡胤执掌护卫皇帝之禁军，担任殿前都检点要职。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春，契丹勾结北汉入寇。宰相范质仓促之间派赵匡胤率军北征，而兵行开封东北四十里之要道陈桥驿时，在赵普为首等人的策划下，将士托故不行，将赵匡胤灌醉，然后以杏黄龙袍加身。按律披龙袍即谋叛，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假惺惺地从后周幼主恭帝手里接过所谓“禅位”书而正式当了皇帝，建立了大宋王朝。赵匡胤即位后，是为宋太祖，年号建隆，成为了有宋一朝的开国皇帝。

其次，赵普是大宋王朝加强文官体制、杯酒释兵权的幕后推手。

在中国二千多年帝王时期，不乏有新朝开国君主滥杀功臣、夺取兵权之惨事。西汉初定，遂有未央宫戮韩信之变，而后又有消灭异姓王之举，都是出于巩固君权之需要。赵匡胤深知自己是部将拥立，他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于是，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方针。赵匡胤是个触类旁通的君主，听其言就化成一整套加强君权、牵掣和削弱各方权力的政策与策略。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拥兵以自重的将领问题。

于是，一天下朝后，赵匡胤留下石守信等将领叙叙兄弟情谊。有点醉意了，他向将领吐露做皇帝的苦处，夜不能安，防范变乱，不及你们做臣下的高枕无忧。当石守信等表示誓死效忠时又说，假如你们的部下谋富贵而起寥怎么办呢？又说人生在世所重者不过多积金钱，田宅，为子孙立不可动之产业；多置歌妓美女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皇帝与你们结为亲家，大家相互都没有猜忌不是很好嘛？这一番话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于是，第二天纷纷辞去军职，交出兵权，到地方做节度使去了。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故事。赵普献策之功自然是不能抹杀的。

第三，赵普是北宋强干弱枝、分化职权政策方针的首席策划。

“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兵权的第一步。中唐以来方镇弄权的隐患和新执掌禁军的弄权问题，仍是赵匡胤面前的当务之急。关键是把赵普的十二字方针策略精神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职官建置中去，改变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在赵普的参赞下，这套相互制约的职权体制终于制订出来了。这就是中央设副相、枢密使副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之权，收相互牵掣之效。枢密使直属皇帝掌指挥权，而禁军之侍卫马、步军都指挥和殿前都指挥负责训练与护卫。乾德元年，即公元963年，在赵普的谋划下，赵匡胤一方面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之权，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使武将们失去弄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地方虽无精兵，但地方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而内外上下相互制约之制。

地方管理则以文人任知州及副职通判为行政官员．重要文献需会签有效．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之耳目．宋初州设团练使副原为闲职，熙宁变法中有的成为负责义勇之主管。

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方略，确实在宋初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繁的局面，使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

纵观两朝宰相赵普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五十年的一生，作为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有一定远见的历史人物。他所佐治制定的巩固中央君主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方针、政策，对于结束长期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是有贡献的。

但是，赵普制定的方针政策反过来又成为宋朝长期存在养无用之冗兵，冗官而冗费负担沉重，导致自我削弱各种权力结构之有效职能，而走向“积贫”、“积弱”之境的重要原因。因为赵普的方针只是从防兵之变、防方镇之跋扈、防官员之损害君权为出发点，而主要不是去提高国力、军力、政权与财政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北宋空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封椿库存之钱财成堆，而在北宋与南宋的三百年统治时期，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民族政权，内不能消弭官乱于上、民变于下，而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的一个真正原因。对此，宋太祖是要负历史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宋太祖的首席军师和谋臣的赵普，对于这些深刻的消极后果，同样要负有历史的责任。作为一代名相，赵普胸中缺少学问，而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当然妨碍他作出更积极的贡献。赵普以个人对两朝君主的忠诚三次任相．在整个居相期间，看不到他脚踏实地地造福人民的政绩，这是最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