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臣们怎么向皇帝打小报告？

小报告就是不能公开报告，需要秘密约见。一个国家繁多的事务当中，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公开的提出、商议和解决，这其中会触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人们不得不谨慎的处理。皇帝当然想掌控所有的事情，但也不能不顾及下臣们的实际情况。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既可以满足皇帝的需求，又能够避免大臣们因公开奏报而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皇帝深居深宫，与外部世界长期处在隔绝的状态。而皇帝首先要了解国家，才能治理国家。皇帝要想不被架空权力，就必须得到臣子的回应，这就要求下臣们时刻了解国家大事、百姓动向，然后上报皇帝，等待皇帝的做出相应的施政方针。


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奏事制度日渐完善，成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机制。


明代，承袭前代的制度，官员可以采用题本和奏本两种方式上书皇帝。其中，弹劾、兵马、钱粮、司法等公事用题本，陈述私事用奏本。清代前期，也沿袭了这种制度。但是，题本的拟写和行文程序复杂，必须用仿宋体书写，加黄，折面要求摘要，还需要誊写副本，制作完毕后递交通政使司转内阁，经内阁学士审核、草拟批答后呈送皇帝，皇帝批阅后再经人用满、汉文字誉清，然后发还，太过复杂。此外，题本很容易泄密，题本经过拟写人、通政使司、内阁、皇帝、抄写人等手，环节过多，过手者甚众，难兔泄漏。而奏本的拟写虽然比题本简单，但是要经历与题本相同的环节，同样存在着容易泄密的缺陷。


顺治年间，为了避免这些不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书形式——奏折。奏折不拘格式，书写自由，不必加贴黄，拟写快捷，而且毋需送通政使司转内阁，可以直接呈递，由皇帝亲自启阅批示、保密性很强。此时，奏折还只是在上朝时的具折奏事，只能算是一种折衷的奏事方法。乾隆年间，为了便于臣下上书，上谕旨：“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从此，奏折成为了国家正式文书。


国家的事务何其复杂，有些事情秩序皇上知会，不能公开言传，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只能由皇帝知晓的奏折，因奏折的折面、折内标明“密奏”、“密折”字样，故称为密奏或密折。


秘密奏折最早出现在顺治朝。康照继位后，密折的作用越发重要，康熙认为使用密奏能使“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故予以推行，并命令亲信文武大臣须经常向他“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现存有康熙朝的密奏三千余件，系由百余人所呈，说明密奏的运用比顺治时更广泛。


雍正登位后，为了直接了解下情，监视、镇压政敌和人民的反抗，整肃吏治，以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大力推行密奏，并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制度，即“著名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事亦须声明”尚书、侍郎等官，每日一人轮班奏事，密折封进。同时，雍正朝有具折权的官僚队伍较康熙朝大幅度扩大。据统计，康熙朝有秘密奏事权的官员仅100多人，而雍正朝短短13年便发展到1200多人。大学士、总兵官及各省督、抚、提、镇、藩、臬皆可就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吏治、民情风俗等情况，具折密奏。此外，雍正朝密折制度已经程序化，自缮折、装匣传递，到批阅、发还和收缴，都有条不紊运行。密折须具折人亲笔写好后，装入折匣，然后递送。为了及时收发、批阅、处理密折，雍正帝设立了专门转呈、接受密折的机构——奏事处，由专门的奏事官接收、转呈密折。凡拥有折奏事权的官员都是雍正帝安插在百僚中的“耳目”，而奏事人自己又受其他一个或几个奏事人的秘密监督，形成互相监视的局面。这样，人人都处于受监视的境地，所有人的行为都受到了约束。雍正帝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控制百官，监督考察百官，选拔和任用官吏。  


密奏的引文程序可分为以下环节：书写凡密奏必须亲笔书写，不得委托他人代笔。即使文化水平低的武官，也必须亲自拟写，可以不用楷书，字体、大小随意，只要辞能达意就行。


用纸，密奏如陈述事状者，用素纸，其它请安、谢恩等事用黄纸。这样，皇帝通过纸张的颜色就能分辨密奏内容的类别，便于根据轻重缓急处理。


封套，密奏的封套有统一的格式：“长六寸四分，宽三寸一分，外用云龙黄绫，内用黄粉笺裱。”套面标明“密”、“密奏”、“密折”字样。


装封，凡是指定的递呈密奏者，都发给装封密奏的木匣或皮匣，由于密奏是川流不息地递呈的，所以依据路程的远近和递呈次数的疏密，发给各人的封匣多少不等，一般为二至八只。“匣长八寸八分，阔四寸四分，高一寸五分。内用黄缝裱底，外用黄漆漆之。”密奏写好后装入封套，再置于匣内，匣外加铜锁，再用盖以御印的黄纸封口，最外面则以黄包袱包裹。锁是皇宫内特制的，民间锁匠是无法打开的。钥匙备有两把，一把保存于皇帝处，一把连同匣子一起交给具奏者，所以，只有皇帝和具奏者两人能够开启，极具保密性。


递送，各省总督、巡抚的密奏一般派亲信僚属或家丁直送京城，路上不准耽搁，并规定不得派兵护送，以免张扬，至京城后直接交给皇宫乾清门的奏事官收呈皇帝。


批阅，密奏由皇帝亲自拆阅、批复，不委于近臣。


发还，多数密奏经皇帝朱批后，封交奏事房，发还奏事者等候在京的家丁、亲信携回，交具奏人阅办。少数密奏因所叙问题皇帝一时尚难定夺，就将它暂时留存，称“留中”，待有了成熟的意见后再批发下去，也有的密奏皇帝认为有保存价值，长期“留中”不发。


缴回，康熙时，朱批后的密奏发还具奏人后，就一直任其保存，不予收归，以致一些有关王朝各方面的机密扩散于外。雍正鉴于这一教训，在登位的当月就下令，凡内外文武官员保存有康熙朝朱批密奏的，一律密封上缴，不准留匿、焚弃。紧接着又下令，凡自己朱批的密奏，也得上缴，不准抄写存留，并不准将密奏中的朱批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如有违犯者，予以重办。缴回的密奏都由奏事房存贮，后来，雍正暗地命人将它们汇编成集，经后人修订，名为《雍正朱批谕旨》。缴回的密奏相当于今天的文件归档，这一制度遂成为清代文书工作的定制。


密奏制度的产生使皇帝直接处理庶务，加强了皇权。此外，密奏不经通政使司、内阁等机构，能够直达皇帝。因此，事情往往可以很快地确定下来，发布指示，交各地官员直接实施，这就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除了上述两点好处外，密奏制度还使地方大员彼此制约、不敢违法擅权，有利于整肃吏治。